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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航天新乐有限责任公司是专业从事军品科研与生产的企业。是国家重点保军企业之一。
公司始建于1956年，是中国最早的航空航天产品制造企业之一。公司在多年的科研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整完善的科研、管理、生产、质保体系，造就了一支武器总体、红外光学、自动控制、非标设备、精密加工等专业全、技术精的专业技术人才队伍。
60多年来，先后研制和生产了航空航天领域众多系列的产品，包括航空仪表、防空导弹、海防导弹、各种导弹驾驶仪、惯性器件、导弹运输车及其它系列军用方舱、超大型低空防御武器系统等产品，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曾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公司成长为今天的导弹总装和总体设计院的航天核心企业，创造了无数的辉煌，为我国国防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我国国防事业建设者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公司至今仍保持研制生产中国第一枚单兵便携式防空导弹和中国导弹总产量第一两项记录。
119厂印记
我和苏联专家的那些往事
郭俊毅/口述
派赴苏联
1959年，我们厂要研制生产新产品，工艺很复杂，特别是装配和特殊加工工艺，需要专门的技术人员。当时也有苏联专家，但是不能完全靠他们，而且有些苏联专家对我们并不十分友好，我们也看出来了。
组织上选了五个人，派去苏联学习，其中就有我。我当时是厂里面产品试验和总装两个车间的副主任，其他的同事有搞工艺的。全厂几千人，选中我们，说明我们是厂里面最优秀的。我写信给大姐说，我能有今天，都是读书的结果。母亲要是活着一定也会高兴的，她的儿子有出息了。
跟我们一起去的人当中，有一个是老厂长谢绍明（曾任沈阳新乐电工厂厂长）的夫人。谢厂长的父亲是谢子长，陕北的老革命。谢绍明早年就留学苏联，他的爱人是中苏混血，俄语非常好，她也跟我们一起去苏联学习，给我们做翻译。
苏联印象
我们从北京坐火车到莫斯科，软卧铺，坐了七天七夜，然后又坐了一天一夜到列宁格勒。七天的火车生活，太累了！我们先到了列宁格勒，就是现在的圣彼得堡，当时是苏联第二大城市，后来又去了莫斯科。
我对苏联的印象很不错，城市非常干净，道路房屋都很漂亮，我感觉我们的城市不如他们，尤其是建筑，他们的建筑在沙皇俄国时代就比我们要好，我们那时候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国家。
学习生活
苏联人当时中专毕业的很多，反倒大学毕业的不多。我们在苏联学习的时候，老师没有高级老师一说。我的苏联辅导老师很聪明，当时，苏联人对我们有特殊的照顾，每个周六都有舞会。我们推说有事不去参加，他们嘲笑我们是傻瓜，不会跳舞。但是，我们是有任务的，我们回国以后要独当一面，要当中国专家。
我们学习的地方主要在工厂里，产品并不复杂，产品原理、特性、操作都要掌握，更要掌握试验的设备。我在南昌航空技校的时候选修的是航空仪表专业，所以对这些都能掌握。回去以后我们就要负责产品生产，如果发生问题，只有去过苏联学习的人才能解决。
到老师家做客
我的辅导老师也是国家中心实验室技术副主任，是技术权威，名字叫阿斯特申科，他是苏共党员，当时有四十多岁。他待我们特别好，彼此之间合作非常愉快。他教给我们的东西跟工人教的完全不一样，我对中心实验室的业务很快完全熟悉了。那时我送给他一幅杭州出产的丝织品风景画，他觉得很宝贵。
这位老师的老岳父很厉害，来过沈阳，曾经担任过苏军驻东北的司令官。他说，“我去过中国奉天，奉天是过去的说法，现在叫沈阳……我到奉天的时候，已经是后期了。你们沈阳没有高楼，最高的楼房就是三层。”他还说：“我们苏联红军为了解放东北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中苏友谊是用鲜血换来的。”他还对他的女婿说，“对中国人要友好。一定要把中国人教会教好。”那个时候中苏关系已经开始恶化了，可是他还讲这些话。
我们离开学习的工厂都受到热烈欢送，苏联人很讲情义，大家跳舞。要走的时候，一个车间的苏联同事还送给我一架相机。
苏联专家的工作
119厂的苏联专家来往很频繁，在我的部门有两名，整个工厂有十多名。
我的老师阿斯特申科是工艺专家，是厂子里面技术上位置很高的人，他回国后任列宁格勒仪表学院的教授，主要负责产品的破坏性试验，出了问题都是他负责。技术上，实际上是一长制，厂长说了算，苏联专家只是提建议。
苏联专家当时住在三经街的“安乐窝”（注：苏联驻沈阳领事馆，“文革”期间曾作为批判修正主义的展示场所，民间俗称“安乐窝”。现为沈阳迎宾馆。），那里是外国专家招待所，车接车送。
厂里从苏联进来一批测试设备，大概有十来台，很贵，一台要好几万呢。当时我们能自己做这些设备，但那时候刚开始干，有点神秘感，不敢自己轻易去做，到时候不好使不行啊。
当时中苏已经发生矛盾了，苏联专家也去听传达文件，负面的东西跟他们讲了。但中苏之间有协议，要帮助中国发展导弹技术、航空技术。所以，阿斯特申科依然帮助我们。我们两个人上了装配大楼，那时候六层楼，没有电梯，他爬上来爬下去，很让我感动。我说：“真谢谢你呀，你对我们中国还是那么关心支持。”他说：“应该的，我们的本分。”
关系破裂
1960年以后，中苏关系逐渐破裂，矛盾激化。有一天，我们在112厂文化宫开大会，参加会议的有112厂和119厂的党员、干部、技术人员。大会内容是传达毛主席的讲话。
我听了毛主席的讲话，马上就想到，我们厂里面也有好几个苏联专家呢。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就有两个人。我去苏联的时候，他们还接待过我。后来我们在一起搞一个产品，叫电容式油量表。飞机上要用油，怎么测量油的使用情况呢，要通过仪表测量，很复杂的。
中苏关系好的时候，我们跟苏联签订了合作协议。后来有了矛盾，关系公开破裂，矛盾进一步恶化。我们有一个同志，他在自己的行李中携带批评苏联的文章“九评”等等，被苏联边检发现，苏联方面马上就把他扣留起来，并且驱逐出境。后来，我的老师还提起这件事，说：“你的同事对苏联不友好。”
我其实也没有搞过这样的设计，因为在苏联操作过，知道这个产品的性能和技术要求，只有我来干最合适。我跟第四设计院主管设计的领导说，“我们是老乡啊，你可要帮帮我啊！我是一个新兵，是谢厂长要我来的。”这位领导也是上海人。他说：“你还需要别人帮助吗？你肯定行的！”他给我找了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弄了一张桌子，我就开始设计了。当时我还在119厂里面找了一个上海老乡，做我的助手，他制图比较好，也是老专业技术人员，最后我们合作成功了。
（口述人/郭俊毅 文字整理/河西 编辑/杨树）
我与沈阳119厂
张玉琴/口述
我参加工作以后，分配到总装车间，那里的工作条件很好，军工企业嘛。最主要就是要求我们，安全生产，质量第一。那时叫什么“天天敲木鱼，大事敲警钟。”反正很重视质量问题。
我们厂房很特殊，环境也很好。我们的厂房是密封厂房，无尘，恒温，全国独一无二。每天都是用那个泡沫塑料裹着一个粗绸子，用这种东西打扫卫生。就这么一点一点擦地、桌子什么的。厂房是由我们国家的设计单位设计的，总设计师是一位个头不算高的女同志，我是在很远的地方看见她，有人告诉我，这就是给我们设计厂房的工程师。看着很普通，很朴实，短发，大概有三十岁左右。
我到厂的时候苏联人基本上都撤走了，只听说他们的故事，说是苏联人特别能喝酒，他们有时候就把我们的酒精给喝了，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刚进厂时都是师傅带。我的师傅太优秀了！是个女的，叫张兰英，中专毕业，团支部书记，特别能干。她对我很好，对我要求很严，我们师徒关系也挺好的。我们俩的产品质量、产品外观都比较突出。她大概比我大个五六岁，就像姐姐一样待我。我那时年龄小，特别爱困。下了夜班就睡，一直睡到第二天要上班了。师傅跑到我宿舍叫我，都叫不醒。师傅家里也挺困难，而且离工厂比较远，她要跑通勤，所以很辛苦。我们都是提前一个小时上班，要政治学习，学报纸上的内容。她都是提前到宿舍叫我，一块去上班，学习。
我们车间女职工占多数。大学生很多，还有中专生，我是属于学徒工。当时，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是56块，中专生是37块5，我们第一年是17块，第二年19块，第三年21块。
我的主要工作是做放大器，就是绕线圈，做测试。产品不大，大概就像蒸锅那么大。至于这个产品用来干什么，我不知道，也不去问。我们整个厂子的工人就为了一个目标，把好质量关，生产质量放在第一位。
我们一进厂就进行了保密教育，所以在外面和人接触，都尽量避开工作的话题。如果非要讲的话，就说自己在一个普通的电工厂工作。连亲戚们也不告诉，父母知道我在哪个工厂，但具体干什么不清楚。
我们工厂当时属于航天七机部*，到文化大革命后期，才有人公开讲是生产导弹的。下任务的时候，领导做动员，总是要求我们一定要完成好，要加速，因为全国都在给我们让路。所以，自己心里知道，这工作有多么重要，也感到很骄傲的，但从来不往外说。
*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1965年从军队系统脱离后组建，主要负责航天工业。1982年，改名为航天工业部。
【工人的文化生活】
沈阳的企业职工文化活动搞得很好，从基层抓起，以小组为单位，以工段为单位，以车间为单位，特别节假日都自己准备节目搞联欢。厂子里呢，以车间为单位选拨节目，然后给大家公演。
我们工厂里面有业余文工团，刚进厂时候我没机会参加。到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参加文艺宣传队。宣传队里的人吹拉弹唱都得会，主要面向农村服务。每个工厂都有对口单位，春天的时候要搞春耕宣传，抓革命促生产，我们就组织到农村演出。到农村去，就是跟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给农民表演节目。
我们的节目大概有十几个人参与，要演两个小时，有舞蹈、小合唱、演唱、器乐、说唱……挺丰富的。我的节目一般就是舞蹈，还有那个说唱，就拿个打击乐器，当当当、当当当，像说数来宝，词都是结合当时的形势现编的。队里有一个人会武功，在舞台上表演戏曲动作，好像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的歌曲，跟头翻得挺棒的。
来源：摘自“沈阳图景”
来源 | 综合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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